1. 引言

芥川龙之介，20世纪日本文坛一大鬼才，菊池宽曾经评价他：

像他这样具有良好的教养和高雅的情调，并将日本、中国、西洋文化集于一身的作家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从精通日本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欧洲学问这一方面来说，芥川龙之介无疑是处于过渡期的日本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我们接下来的时代，如他这般能将和汉两种文化巧妙的展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极高地位。
《一块地》并不是芥川龙之介作品中很有名气的一篇，但却是一篇意味深长令人深深思考的优秀作品。
作为作家创作中期的作品，作家一转早期的历史题材，切入到现实的题材中，小说从一个看上去十分粗浅的主题 — 婆媳关系入笔，短短的篇幅中，虽然仍然以芥川龙之介一贯的“人性自私”的立论出发，却隐藏着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探讨，甚至达到人生哲理层面的思考，其反应的社会现实，更是颇具代表性与现实意义。

2. 小说内容

故事开篇，随着老妇人阿住瘫痪在床 8 年的儿子去世，留下老人阿住、儿媳阿民和孙子广次相依为命。
阿住为了留住阿民，首次萌生了招婿的念头，阿民拒绝后，阿住既忧愁又高兴，忧愁在于顾虑世上说三道四，高兴在于没有外人打破自己既定的生活，此时她的心底是并不想要招婿的。
随着儿媳不辞辛苦的劳作，阿住感激阿民的拼命劳动，开始高兴地干家里的活，一家人和谐的生活，也就是从此刻起，婆媳两人默默建立起儿媳在外干农活，婆婆在家做家务照顾孩子的共识，这埋下了二人冲突的伏笔。
由于在家务上的不积极，阿住经常受到性格倔强的阿民的讽刺和斥责，终于，在阿民想要收购桑田时，婆媳二人爆发出了激烈的冲突，最终，阿民仍然坚持栽种桑田，阿住第二次萌生招婿念头，希望逃脱家务活的劳累，阿民开始讨厌婆婆，“连个好脸色也没有给”，执意反对招婿。
随着阿民辛勤劳动的事迹被传开，广次告诉祖母他听到老师称赞自己的母亲，婆媳二人第二次冲突开始酝酿和爆发，婆婆在孙子面前大骂阿民，第二天，婆媳二人爆发正面冲突，全文由此被推上高潮。
最终，全文以阿民感染伤寒骤然离世而步入尾声，阿住回想起儿子去世的那个夜晚，想到自己、儿媳的悲惨命运，终于释然了。

3. 封建、土地、家庭与贫困 — 萦绕在底层人民心头的痛

短短的一篇小说中，婆媳二人不断爆发着冲突，表面上，冲突发生在阿住的儿子去世后是否招婿的问题上，婆婆一方面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招婿充当劳动力来解放自己，而儿媳出于自身倔强的性格、不辞劳苦的品质以及不希望家产被分的初衷拒绝招婿。
但更深一层，矛盾是源于婆婆苦于外界言论的压力、不堪繁重的家务，这一切都源于深受土地、家庭、贫困束缚的日本农村妇女生存条件的悲哀。
整个小说无论从开篇、发展还是结局，都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压抑的悲剧色彩，正如芥川龙之介自己所说“与地狱相比，人生才更像地狱”。
小说名为《一块地》，正是为了说明束缚和压迫着日本底层人民头上的这生产资源的可贵，农村女性希望凭借自身的努力立足于这“一块地”，就必须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努力与巨大牺牲，婆媳两代人在这封建、压抑的生活中同样悲哀而惨淡。

4. 奋斗者与享乐主义的斗争

读罢小说，最为直观的感受是一个好逸恶劳的婆婆，只想着通过招婿引入劳动力来让自己过上享乐的生活，不惜牺牲儿媳的自由与幸福，面对不辞劳苦的儿媳，非但没有给与理解与支持，也没有做好家务来帮助儿媳，反而对儿媳颇有微词甚至一次次用招婿这个“鞭子”鞭挞着儿媳。
这让人联想到芥川龙之介另一篇小说《罗生门》中收集死人头发来赚钱的老太婆，同样是老太婆形象，同样的利己主义者，《一块地》中，婆婆在自己儿子、儿媳去世后，没有感到悲伤，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利己主义的本性已经凌驾于亲情之上，在悲惨的命运面前，她更希望业已成为自己负担的亲人走入死亡，这令人深深地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细细想来，儿媳阿民又何尝不是在用辛勤劳动这只鞭子鞭挞着她的婆婆呢？原文写道：

从那以后有三四年时间，阿民默默地忍受着劳累。这好比是一匹常年劳累的马一样，尝着套着轭的老马所经历过的那种苦楚。阿民照样到外边拼命干地里的活。阿住也照样辛勤地干着家务活。但是看不见的一根鞭子，在不断地威逼着她。有时候因为没有烧洗澡水，有时候因为忘记了晒稻子，有时候因为放牛，阿住经常受到性格倔强的阿民的讽刺和斥责。

与其说两人的冲突来源于现实的残酷，更深一层，这是奋斗者阿民与享乐主义者阿住根植于各自内心深处的生活态度的剧烈斗争，即便曾经在生活的重压下，二人达成过短暂的共识，但其价值观的巨大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儿媳阿民无疑有着其幸运之处，她凭借自身的奋斗与努力实现了生活境遇的改变，最终达到“可以每天随便吃大米饭了，也可以随意买一向喜欢吃的用稻草包着的咸鳟鱼了”，甚至实现了其自身的价值，“成为媳妇的榜样，今世节妇的模范”，而随遇而安的阿住被儿媳拖在身后，狼狈不堪的承受着生活带来的重重压力，甚至被儿媳斥责“你要是讨厌干活，那就只好死啦！”，可谓是悲惨而屈辱。
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的人被“一块地”捆绑到了一起，不得不说这同时是两个人的悲哀。

5. 日本社会的享乐主义思潮

小说中写道：

阿民靠着女人家一双手，支撑起一家的生活，这无疑也有出于为了小广这样一种至诚的愿望在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她的内心已经深深扎下根的遗传的力量。

而借着邻居之口，小说同样指出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庄稼活呐！

“遗传的”与“现在的”在时间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悄然暗示着社会的发展趋势。

1868 年，日本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经济飞速发展，迅速摆脱了落后局面，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得到中国大量战争赔款，日本政府开始大力扶植民办企业，掀起一股企业热，创业热潮席卷全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中旺盛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
然而在大战后，大量的日本企业家对市场做出了错误的估计，造成商品生产供过于求，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大量企业尤其是主营出口贸易的商社纷纷倒闭，日本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这就是 1920 经济危机，而 1923 年关东大地震的空前灾难，对于日本经济无疑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
几十年飞速发展的经济突然步入危机中，让社会底层人民满满的信心备受打击，社会资源的突然紧缩，使得摆在底层民众面前的上升通道突然崩塌殆尽，社会开始呈现阶级固化，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社会上绝大部分资源，社会结构逐渐两极分化，放慢脚步的经济增速让底层人民的生活望眼欲穿，无法找到显著的摆脱自身收入水平、改变命运的上升渠道，又无法从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夺取资源，于是底层人民丧失了奋斗的动力，进入颓废懒惰、游手好闲的状态中，享乐主义思潮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块地》正是创作于日本经济颓靡的 1924 年，作家创造了凭借自身对抗自然、不辞劳苦的年轻女性形象阿民，揭示出利己主义的婆婆阿住的丑恶以及其人性的淡漠，正是在警醒世人不要被利己主义思潮吞噬。
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侏儒的话》中说：

我们必须在同人生的抗争中学习对付人生。如果有人对这种荒诞的比赛愤愤不平，最好尽快退出场去。自杀也确乎不失为一条捷径。但决心留在场内的，便只有奋力拼搏。

最终，作家正是因为无法平衡其内心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在短短几年后的 1927 年自杀身亡，一代文学巨星霎时陨落。

6. 总结

最终，在儿媳去世，婆婆终于迎来其期望已久的享乐生活时，却终于意识到自己、儿子、儿媳同样处在悲惨的生活中才终于释然了。

阿住不由地睁开了眼睛。孙子紧挨在她的旁边，露出一副天真的面孔，仰面睡着。阿住在端详着这副酣睡的面孔时，渐渐地觉得她自己太悲惨了。同时也觉得和自己结了孽缘的儿子仁太郎和儿媳阿民，也都是悲惨的人。在这种感情变化中，九年间积累的憎恨和愤怒消逝了。甚至给她以慰藉的未来的幸福都消逝了。他们亲属三个人都是悲惨的人。然而，其中忍辱苟生的她自己，更是一个悲惨的人

鲁迅曾经评价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的心情

最后，婆婆阿住在自己的希望终于达成之后，同样陷入了不安之中，表面上她的利己主义最终随着儿媳阿民的死去得到了胜利，但直到此时，她才终于意识到，她的亲属三人都是悲惨的，这样的悲惨来源于他们表面上的相互冲突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内心利己主义与努力奋斗思想斗争的鲜明写照，表面的婆媳之争其实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斗争，而在这惨淡压抑的现实中，这斗争并不会仅仅因为婆媳之争的结束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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