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走过西汉前中期的一百五十年，我们见证了一统海内的高皇帝、女主临朝的吕太后，还有那丹书受戒户牖置铭的文景之治、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以及“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昭宣中兴。
权谋的交织中，皇权、外戚、朝臣、地方势族在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纷呈的好戏，大汉的强盛尽收眼底，西汉会一直强盛下去吗？在这强盛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危机呢？本文我们就来抽丝剥茧，详细解读。

2. 隐藏在盛世背后的危机

如此强盛的西汉王朝，在宣帝将执政的权柄交给元帝刘奭之时，迎来了王朝急转直下的最后五十年，是什么让这个已经建立了近一百五十年，经历了万千风雨的王朝迅速走向了衰落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所有的危机早已隐藏在盛世之下。

2.1. 治国理念之争

西汉从秦末的混乱中建立起来，摆在西汉政治家们面前有两条政治路线可供选择 — 是秦朝注重法治、寻求扩张的王霸之道，还是两周专任德教的仁政爱民，这两大政治观念的针锋相对始终伴随着西汉王朝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多个政治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让整个政治根基产生动摇。

2.2. 多方势力的制衡

西汉中期，汉武帝一系列内政改革，让皇权得以空前提升，他建立的由侍中与尚书组成的内朝凌驾于朝臣所组成的外朝之上，宦官进入了政治中心，备受打击的朝臣势力期待着重新夺回原有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内朝中的外戚势力也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金钱与权力。
这几大中央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让朝野上下危机四伏。

2.3. 土地兼并与地方势力抬头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西汉中期开始，地方势族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而土地私有化的推行，让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加剧，生产资源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底层人民的生活于是也就变得越来越艰难。
而官员对地方权贵的攀附，导致地方势族做大的形势愈演愈烈无法遏制，同时，也导致国家中央统治集团无法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执政效率大幅下降。

2.4. 祥瑞与灾异

正如主页君上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从汉武帝时期融合了阴阳学说、法家、道家、儒家等学说的春秋公羊派成为治国主导思想，民间对于祥瑞与灾异的迷信思想空前高涨。
汉宣帝利用层出不穷的祥瑞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同时，对于偶发的自然灾害，则成为了削减宫中开支、减轻赋税等普施仁政的契机，表面上，汉宣帝可谓是将祥瑞与灾异运用的得心应手，但从汉宣帝时期开始，谶纬学说大行其道，民间肆意的解读甚至天将弃汉的恶意言论逐渐深入人心。

3. 汉元帝与宦官专权

吕思勉评价说“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这也是史学家一贯的观点，那么汉元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帝王呢？

3.1. 汉元帝的历史评价

《汉书·元帝纪》末尾引用了班固父亲班彪对汉元帝的一段评价“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从这段评价足以见得，站在历史转折点的汉元帝不仅并不昏庸，甚至是一位有古之风烈且极文艺的皇帝，但这段话中提到了十分重点的一句“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就是这“优游不断”的性格特点，埋下了汉元帝的执政危机。

3.2. 儒臣、外戚与宦官的政治角逐

汉武帝留下了一个多方势力角逐的政治核心，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漩涡中，只有武帝、霍光、宣帝这样深谙政治斗争的残酷，运用多种政治手段密切制衡多方势力的君主方能驾驭国家这条大船，所以宣帝曾斥责当时尚是太子的刘奭：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甚至做出“乱我汉家者，太子也”的评价，但最终汉宣帝因母爱子，不忍割舍许后结发相伴的情谊而没有废弃太子，同时，他效仿汉武帝托孤，委任了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乐陵侯史高三人为顾命大臣辅政，萧望之与周堪作为一代名儒、元帝的老师，在朝中德高望重，而史高作为外戚势力的代表，足见宣帝意图以此制衡内外朝的政治见地。
“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即位之初，便启用刘向、金敞两位大儒，在朝中形成了以萧望之、周堪、刘向、金敞四人为首的儒臣政治集团，《资治通鉴》评价称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可见，儒臣政治集团是激进的古制派，他们迫切的希望变革，改变西汉中期以来“秦制”重法度、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路线，这些政治主张深得爱好儒术的汉元帝之心，一场改革的风暴即将到来。
然而在众儒臣与元帝在做着通过改革恢复周朝古制的黄粱一梦时，朝野上下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元帝对儒臣的过度信任，让朝臣势力的地位空前提升，而就在此时，萧望之提出“仁君不近刑人”奏请元帝裁撤宦官，使内朝地位面临危机，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外戚与宦官联合对抗儒臣的局面应运而生，作为顾命大臣的外戚史高拉拢元帝母族外戚许氏，同时与以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为首的宦官集团形成同盟，一同构陷萧望之“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最终两次“召致廷尉”，萧望之含恨自杀。

3.3. 事件评价

3.3.1. 汉元帝的性格特点

整个事件中，元帝处处显露出历史对他性格的评价 — “仁懦”，竟因不知“召致廷尉”的含义而同意弘恭石显的奏请，令人啼笑皆非，而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却仍然同意了弘恭石显对萧望之第二次的拘捕请求，甚至在萧望之自杀后，其表现仅仅是“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并没有对弘恭石显问罪。
作为政治权利的最高领导人，首先应该意识到“明习法度”的宦官集团与鼓吹古制的儒臣之间有着先天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在构建以儒臣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前，先剪除宦官、外戚等反对势力，为儒臣政治铺平道路，要么在宦官、外戚势力爆发出打击儒臣集团的嘴脸时，给与儒臣集团实质上的支持与帮助，然而最终萧望之的身死足以看出元帝所谓的“好儒”不过是叶公好龙，表面委政儒臣，背后却听任宦官集团的摆布，极其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元帝最终促成了这场政治悲剧。

3.3.2. 儒臣集团的理想化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儒臣集团同样显露出其政治斗争中过于理想化的一面，正如宣帝的评价 — “好是古非今”，儒臣拥有着极高的政治理想，迫切希望通过变革构建理想中的政治格局，却缺乏达成理想所必须的政治手段与清醒认知。
就其政治主张本身而言，无论在宣帝朝还是在元帝朝，儒臣集团提出的政治主张均来源于道德层面，难以有效解决当前问题，例如萧望之反对宣帝朝允许犯人上缴粮食减免罪责的输粟政策，但却无法提出除此之外可以有效赈灾的手段，这正是宣帝评价“俗儒不达时宜”的原因，而元帝朝，萧望之提出“古人不近刑人”谏请裁撤宦官，却并没有解决裁撤宦官后必将面临的朝中行政效率下降以及组织架构如何调整的问题，因此，由于儒臣集团本身过于理想化的特点，儒臣政治的实践性有着先天不足，更进一步说，此时的儒臣政治并不能有效实践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只能在道德的层面上约束皇帝的手脚，这也是铸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儒臣对于道德有着极高的追求，造成其孤高而理想主义的性格特点，因此难以在政治斗争中拉拢不同势力，最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其理想化的特点又极容易受到蒙蔽，导致对时局认识不清，最终酿成大祸。

3.4. 历史影响

嗅觉敏锐的朝中众臣察觉到宦官在皇帝身边起着呼风唤雨搬弄是非的能力后，以丞相贡禹、少府五鹿充宗、中书仆射牢梁等为首的朝臣集团纷纷倒向宦官阵营，虽然在这之后刘向意图暗中团结外戚势力共同对抗宦官势力，写下了著名的《使外戚上变事》，但最终被宦官察觉，获罪下狱，贬为庶人，随着大儒周堪、张猛被诬告而贬谪流放，儒臣势力更加衰微。
从此，外戚与宦官把持朝政，出现“外有史高总朝廷之事，内有恭显制枢机之权”，儒臣政治成为了一句空壳口号，大政方针无法落地为实际政策执行，国家机器陷入了泥潭之中，加之元帝身体每况愈下，政治权柄越来越多的交付到石显手中，宦官集团在朝中达到了如日中天的权力巅峰。
但宦官本身由于其出身卑微与身体残缺的限制，大多是短视的，他们追求的只有金钱与权利，对于国家发展、政治前景均没有任何自身规划和贡献，所以，当宦官登上权利的顶峰，他们做的唯有竭尽全力排除异己，大肆敛财，而不顾这条漩涡中的政治大船已是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4. 王政君与外戚专权

由于宦官的短视，他们大多缺乏明确的政治见地，这造成宦官严重依附于皇权的现象，因此，一旦皇权发生变动，宦官集团的地位极容易因为失宠而轰然崩塌。
汉元帝驾崩后，太子刘骜即位，即汉成帝，汉书评价：

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

4.1. 王氏外戚的崛起

汉成帝即位之后马上大力扶持其母亲王政君一族的外戚势力，借以打击宦官集团，随着石显罢官暴毙，余党被清除，宦官势力退出了西汉的历史舞台。
然而，在此之后，汉成帝对王氏外戚的仰仗仍然在不断加深，五个舅舅同日受封为侯，史称“五侯”，而紧接着汉成帝废黜皇后许氏，诛杀流放许家成员，曾经盛极一时的许家外戚再也无法对王氏外戚产生威胁。
废黜皇后以后的汉成帝沉湎于赵飞燕、合德姐妹的女色中，不理朝政，政事完全委任于诸位舅舅，呈现出王政君幕后操纵，以王凤为首的外戚集团稳稳地把持朝政的政治态势，王氏外戚的势力遍及朝野，《汉书》评价称：

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首相刺史皆出其门

4.2. 傅、丁两太后的时代

汉成帝驾崩后，政治上孤立无援的赵飞燕通过投靠与王家素来不和的傅家，迎立元帝傅昭仪的孙子刘欣为帝，意图以此来抗衡权倾朝野的王氏，但没有料到哀帝刚刚即位，赵氏姐妹谋害成帝骨肉来稳固自己地位的丑闻就被公之于众，虽然因为其与傅家的密切关系，没有受到实质的处罚，但赵飞燕姐妹对朝中之事就再也无能为力了。
纵观汉哀帝在位的七年中，傅氏、丁氏两太后仰仗自己的太后地位飞扬跋扈，培植自身势力的同时开始了对王氏集团的政治打压，《汉书》记载：

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
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
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王氏政治集团的成员除大多被罢免外，也不乏在王政君操纵下为保存自身力量而主动辞官的官员，王莽正是其中之一，《汉书》记载：

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
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众庶称以为贤

而王政君则在命王莽辞官后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韬光养晦，暗中以三朝太后的身份与其高深的政治远见通过塑造以王莽为首的王氏集团成员乐善好施的良好形象笼络朝臣与民心，例如《汉书》中记载：

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相比之下，傅丁两太后集团则更显得德不配位，以至于最终声名狼藉。

4.3. 王莽重回政治核心

傅丁两太后的嚣张气焰很快招致了朝臣集团的不满，哀帝一死，“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的王莽重回政治中心便成了众望所归，重新位登大司马大将军的王莽总揽朝政大权，立即开展了对傅丁集团的清洗运动 — “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一面逼赵傅丁三太后自杀，一面网罗亲信，牢牢地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4.4. 事件评价

王政君，西汉又一个处在权力巅峰的女人，她亲历了整个西汉后期的四朝及王莽篡汉的历史大事件。
在政治斗争中，王政君处处展现出其政治见地之高远，成为与宦官及其他外戚斗争到最后的最终胜利者，在她的影响下，其弟弟与侄子两代人均展现出较为卓越的政治才能，在斗争的风浪中，能够稳居政治核心，尤其是王莽两度出任大司马大将军，“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哀帝驾崩后，王莽出面主持大局，可谓是天下归心。
但王政君没有意识到王莽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尤其在平帝即位后，将政事过度委任王莽，造成了王莽政治根基日益稳固，受到朝臣推崇，最终代汉自立建立新朝的局面，虽然王政君感叹“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但已完全无法阻止。
总的来说，对于西汉后期摇摇欲坠的政治局面，王政君作为三朝太后，极大地稳定了大局，延续了西汉政治的发展，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维护了西汉后期政治的稳定。

5. 结语

强盛的西汉走过了 150 年的风雨，却在最后四位皇帝 — 元、成、哀、平四朝迅速衰落，大权旁落，宦官、外戚当政，最终，权势滔天的外戚势力王莽受到拥戴，篡取大权，建立新朝。
经过主页君上面的介绍，我们看到，这其中有着西汉后期四位皇帝本身的性格弱点、元后王政君的政治能力以及内外朝政治格局本身的诸多因素起着作用。
但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有着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呢？
敬请关注主页君下一篇文章，详细解析危机四伏的西汉后期社会以及皇权衰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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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资料

东汉·班固 《汉书》。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史》。
吕思勉《秦汉史》。
苏成《汉元帝的儒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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