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治国之道，抱法、执柄、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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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作    者：韩非 著   王先慎 集解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2月版

韩非子的思想基本可概括为“法”“术”“势”并用以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本篇既是《韩非子》系列的笔记目录，也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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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法家思想归本于黄老之学，以道家学说为其哲学依据。法家思想也有很多流派，比如稷下学者慎到强调“势”，韩国的改革家申不害重视“术”，而在秦国大展拳脚的商鞅则强调“法”。战国末期，韩非集“法”“术”“势”三家之大成，形成一套完备的政治理论，其学说即收录在这部《韩非子》中。

韩非的理论预设了几个根本前提：

第一，把君与臣的关系预设为一种对立关系。对立的根本在于利益的不同。君主的利益与国的“公利”是一致的，而大臣是帮助君主实现“公利”的工具，但同时他们又极力想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来谋取私利。

第二，人的行为动机遵循生物本能——乐生重死、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而君主可以利用这些本能来加强管理和控制。

第三，必须秉持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反对政治理想化，反乌托邦，一切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人员和现象都应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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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篇

笔记链接：2.以法治国

              4.耕战强国

法治，是韩非子的思想核心。在他看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树立法律的权威——而不是君主个人的权威。韩非主张，不能借助任何“人的力量”，而要借助法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让人为因素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那就相当于没有标准。要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实行严刑峻法，大幅增加犯罪成本，目的惩小罪以止大恶。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致力于为国家培养耕战之士，取缔于此无关的人员。

总而言之，韩非希望通过法治塑造这样一个社会：对于人民要去智返璞，对于官吏要去私利公。人民只是耕战的工具，官吏只是实行统治的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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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篇

笔记链接：5.致虚守静

              8.用七术，察六微

术治，是君主控制官僚集团的方法论。其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两个抓手，一个过程：

三大原则：循天、顺人、明赏罚。循天，就是学习天地之道，致虚守静，行无为之治。君主能够无为，是因为他确立的法律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威，国家能自主依法运行，而他下属的执法者有为。顺人，就是遵从人的好逸恶劳、乐生重死、趋利避害的本能，实现“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就是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绝不开特例。

两个抓手：刑德（赏罚、奖惩）。奖惩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本末倒置。领导的法门有“三易之数”：表易见、教易知、法易为。不要把奖励的标准定的很高，让下属能实际得到才会产生激励效果；不能把惩罚的规定搞得太琐碎，变成为了惩罚而惩罚，那非但不会起到惩戒作用，还极大打击了下属的积极性。

一个过程：循名责实。决策阶段，领导者要守拙。不能表露自己的意见倾向，像局外人一样观照所有下属对于待议事项的全部主张和执行办法。不要怕在决策会议上有分歧、有争论，反而一定要警惕没有争论、一团和气的情况。吵出个方案，就要授予执行者权力并压实责任，权力和责任都不能分散，杜绝掣肘和推诿。而后在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和督责，最好秘密进行以了解真实情况。最后验收阶段，要按效果进行赏罚，“无偷赏，无赦罚”，且要名实相当。

这一过程中具体的方法，可以概括为“用七术，察六微”。用七种手段督责，又要谨慎考察六种细小隐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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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篇

势治，是稳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核心问题就是：君主如何保全权势，防止奸臣分权乱政。韩非强调，权势决不能与任何人共享，必须警惕君主身边那些可能攫取威权之人。

最后我们来简单谈一谈法、术、势三者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只引用韩非自己的论述，不作想当然的延伸和阐发。

先说结论：法、术、势是君主治国的三足，缺一不可。

法是“阳谋”，靶的是百姓，务求天下皆知；术是“阴谋”，靶的是官僚，务求无人可知。行术治而不行法治，则百姓莫衷一是，官僚钻营寻租，国家混乱不堪——申不害治理下的韩国就是例证；行法治而不行术治，则官僚集团徇私枉法，贵族阶层篡夺君权，投机分子损公肥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就出现了这些弊端。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所以术和法是一样也不能少的，都是帝王治理国家必须具备的东西。

“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和氏》）

那么“势”与另两者是什么关系呢？势是两者的前提。没有势位，就根本谈不上法治和术治。韩非把君主之位比作车，威势比作拉车的马，把法令比作缰绳，把刑罚比作鞭子。这一套东西具备了，才能驱动国家奔驰前进；没有车马，空有缰绳和鞭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韩非非常反感儒家学术那一套“贤治”理论，说得好像统治者非得超凡入圣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似的。与其苛求统治者的道德水平，不如完善国家的法治、传授御下的要术、保全君主的势位。就像是把国家这辆巨型马车所有部件置备明白了，那么驾车的人只要是“中人”，即不需像尧舜禹那样的圣人，也别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恶人，只是普普通通的资质，就足够让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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