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精神”只是一种自我美化，日本民族性格的精髓其实是……【菊与刀】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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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 与 刀 》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

“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这一组美与暴力的意象，

正如同日本人充满了矛盾的性格。

《菊与刀》

作    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2011年8月

日本人在向西方诠释本民族的性格特质时候，选取了一个牛X轰轰的词，叫“武士道精神”。实际上这种名谓并不恰当。它既不能涵盖日本人伦理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而且容易产生误解，毕竟这些特质不是“武士”这个特殊阶级所独有的。

所以鲁思用了另一个词：“情理”。

情理，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规范。不了解情理，就难以理解日本人很多看似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

情理，意味着做自己不愿意但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受到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他的人格和名誉将因此破产，从此无以自处。所以日本人会常说：“我为情理所累。”

比如，报恩和报仇都是情理所累。

如果日本人受到某个人的恩惠，在他的观念里，自己是欠下了对方的“人情债”。于报恩被视为一种刻不容缓的义务。

最大的恩，就是君恩和亲恩。为回报这种恩而要履行的义务，就是忠和孝。这种道德观多是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

但与中国的道德观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忠和孝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此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就是“仁”。如果君不具备“仁”，在大是大非抉择面前，臣子可以不忠于他；如果父母不具备“仁”，在大是大非抉择面前，子女可以大义灭亲。

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将忠孝的义务看作无条件的、绝对性的准则。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受中国伦理学的“仁”的前提，“仁”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伦理体系之外的美德，是一种分外之德，而非必行之德。所以不管君、亲具不具备“仁”，都要绝对忠孝。否则这个人就是不通情理的，就是不配活在世上的。

但是！要强调的是，忠孝是出于对君亲的情理。如果有另一种情理的压力凌驾于忠孝的情理之上，日本人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变化。

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上，许多的武士并不能真正履行忠诚的义务。尤其是，当君主对家臣有所侮辱的情况下，家臣往往会合情合理的弃之而去，投奔敌国，甚至杀死君主。这是因为，面对君主的侮辱，武士为维护自己名誉的情理压力胜过了要求他忠诚的压力。

当然武士也可以选择刨腹自杀，来完美地解决两种情理的矛盾冲突。

报恩是出于情理，报仇也是。必须回报情理的强烈压力是日本人行为处事的一项重要动力。这种观念表现在日本人的性格上，就是极度敏感，极度要求尊重。

比如教师为了维护名分，不允许承认自己不知道；实业家为了维护名分，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企划失败；一个政治家为了维护名分，决不能承认自己的政策失败。让别人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意味着奇耻大辱，他会恼羞成怒进行反击。一旦纸包不住火了，他们会感觉名誉扫地，往往要引咎辞职，甚至会选择自杀。

所以在从前的日本，竞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竞争必定有胜负，失败者必定感到受辱。

所以日本人想出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来回避直接竞争，比如学校教育中儿童不会被与同学们的成绩进行比较，只会被告知不断超越自己以往的成绩；在找工作、退职、谈判时普遍会请中介人事先磋商，在正式见面时候就能达成一致而不使任何一方因退让妥协而蒙羞；在青春期的男孩子追求女孩的时候，按风俗会半夜在脸上绑上毛巾面罩偷偷到女孩家向她求爱，如遭拒绝，他第二天也不会感到羞耻，好像昨晚蒙面那个人不是他一样——典型的鸵鸟式做法。

近代以后国家的法制化，减少了日本人为维护名誉的情理而选择复仇的可能性。于是面对失败和诋毁，人们日益趋于自卫而非反击，趋于折磨自己而非攻击别人。他们可以选择以耻辱激励自己，也可以选择自我麻痹来取代争斗，不过看来人们往往更可能选择后者。

于是日本文坛长期有一种倦怠、抑郁的氛围，故事的主人公们在绝望忧郁和宣泄愤怒之间辗转不安，而后对一切感到了厌倦，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他们在自虐中得到快乐，在自杀中获得解脱。

日本作家特别擅长和喜欢写心灵上自虐的描写和自杀的情节，日本人也特别爱看，就像美国人爱看犯罪题材一样。

日本人这种敏感而自尊的性格也影响到了他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也是从明治维新，到一次次实行对外扩张的背后动机之一。

Sean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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