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理论依据：这几种人非死不可【韩非子】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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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作    者：韩非 著   王先慎 集解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2月版

第

4

则

“法篇”：耕战强国

韩非子的思想基本可概括为“法”“术”“势”并用以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我准备也从这三个层面来解读这本著作。

本文为“法”篇第三篇。

韩非的法，非常明确地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是为强化其专制集权而服务的工具。因而这种法律对社会民众的自由度有极大的限制。

他说：“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闻，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心度》）

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关键在于耕与战。耕是对内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源的能力（在当时主要是农业资源），战是对外用兵作战的能力。应该尽量使老百姓致力于耕战，而取缔与此无关的人员。

哪些算是应该取缔的社会闲散人员呢？

《五蠹》中列举了五种人：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这五类人是著书立说的学者（主要是儒生）、热衷外交战的纵横家、标榜义气的侠客、逃避兵役的门客、囤积居奇的工商业者。

这五类人有一共同特征：不事生产、不服兵役。所以对于致力耕战的国家而言，他们毫无价值，是社会的蠹虫。而且，他们的存在，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一个致力耕战的国家，务必在人民中树立一种意识：好好种地你就会越来越富裕，好好打仗你就会越来越有社会地位。换句话说，除了种地没有可以致富的途径，除了打仗没有可以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在违背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本性，把力量全部投入到耕战中。

这五类人，恰恰破坏了这种价值观。靠读书而成为知识分子，是无益于耕战的。社会上每多一个知识分子，那就少了一个农夫和军人。同样的，纵横家、侠客、门客、工商业者也是这样。他们都希望通过耕作和打仗以外的途径获得财富，获得社会阶级的跃迁，要么是通过读书，要么是游说君主、聚集徒众、依附权贵、倒买倒卖。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因而韩非认为，治理国家不要鼓励搞学术，法律就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教科书，执法者就是唯一也是最好的老师。人人学法懂法用法就行了，不要学其他的知识；国家必须垄断暴力，上阵杀敌是唯一展现勇武的场合，民间私人暴力必须取缔，所谓侠客必须打压。如果不这么搞，那知识分子们天天非议法治，侠客们以行侠仗义为名触犯法条，这个国家非乱不可。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同样的，也必须打击工商业者，控制他们的数量，压制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然他们会积累起巨额的社会财富，进而通过买官获取社会地位，从而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而经商，那老老实实从事耕战的人会越来越少。这个国家看起来很富裕强大，实际上是民富而国贫，不仅影响社会风气，而且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也只会作鸟兽散，不会贡献粮食、上阵杀敌。

韩非主张打击“五蠹”，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去智返璞”的价值观。

“古者黔首悗密春惷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忠孝》）

古时候的人民是勤勉而质朴的，现在的人民有各种各样的心思，都自以为是地想以所谓智巧来牟利取名。如果这种价值观盛行，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在《六反》中，韩非列举了社会上的六种人。他们不仅是对国家有害，但是却被愚民们广泛赞誉的，从而起到了很不好的带动作用：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

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

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

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

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

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社会上有的人，不服兵役，远离危险，人们都尊其为珍惜生命的雅士，比如庄周；而那些为国家利益而舍生取义、奔赴险地的人，人们却认为他们的牺牲没有意义；

社会上有的人，天天学习方术，不服法律，人们都尊其为有学问的人，比如后世的和尚道士；而那些没什么文化，但本分守法，听从政府命令的人，人们却认为他们很愚昧；

社会上有的人，游手好闲，养尊处优，人们都尊其为有能耐的人；而那些本本分分，靠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人们却认为他们没什么本事；

社会上有的人，巧舌如簧，以歪理诡辩来卖弄智巧，人们都尊其为有辩论才能又有智慧的人，比如公孙龙之辈；而那些单纯质朴、正派善良的人，人们却认为他们蠢笨呆板；

社会上有的人，崇尚私武，仗剑杀人，人们都尊其为勇武的侠客，比如武松这样的人；而那些重视命令、谨慎做事的人，人们却认为他们胆小如鼠；

社会上有的人，藏匿官府通缉的盗寇，人们都尊其为仗义的名士，比如晁盖、宋江这样的人；而那些打击犯罪、为政府锄奸的人，人们却认为他们是阿谀奉承。

韩非所批评的六种人有一些共同特点，仍是不事生产、不服兵役。不仅如此，他们还不以为耻、以此为荣。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的价值观逐渐悖理于对政府有利的方向，社会氛围趋向于尊崇不事生产而得利、不服兵役而得名的人。如此轻易就能得到名利，谁还辛辛苦苦地种地、甘冒危险打仗呢？

如果这种价值观引到了官场，就会出现《八说》中的八种人：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

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

轻禄重身谓之“君子”，

枉法曲亲谓之“有行”，

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离世遁上谓之“高傲”，

交争逆令谓之“刚材”，

行惠取众谓之“得民”。

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

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

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

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

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

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

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六反》说的是百姓中的价值观偏差，《八说》则说的更多是统治阶级中的价值观偏差。

有的官吏以公权力为亲戚朋友办私事，人们却说这人不忘旧情；

有的官吏私自把公家财产分发给百姓，人们说这人有仁爱；

有的官吏轻视利禄明哲保身，人们却说这是君子；

有的官吏违反法律的公平规定而偏袒自己的亲戚朋友，人们却说这人有品行；

有的官吏甘愿放弃官职，看重私下的人际往来，人们却说这人有侠义；

有的人干脆遁世隐居，拒绝君主任命不肯做官，人们却说这是清高傲世；

有的官吏私下争斗不休，违抗上级命令，人们却说这人刚直；

有的官吏实行恩惠笼络人心，人们却说这是得民心。

这八种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对个人的名誉利益有益，而对君主和国家的利益有害。韩非认为，官吏应作为君主进行统治的爪牙工具，他必须摒弃私人利益而为国家公利服务。如果官吏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谋私，无疑就是对公利的损害。

总而言之，韩非希望通过法治塑造这样一个社会：对于人民要去智返璞，对于官吏要去私利公。人民只是耕战的工具，官吏只是实行统治的爪牙。

如何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呢？

那就需要通过法律、以赏罚的手段来对人民进行引导。让勤奋种地的人能致富，让勇猛打仗的人能升爵，凡是不事耕战的人一律打击压制，让他们没有获取财富、名誉和爵位的可能；让奉公执法的官吏能得到升迁，让以辩才、学问、方术为业的人不得任用，让假公济私的人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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