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西汉后期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与诸多势力的明争暗斗。
皇权衰微 — 西汉后期宦官与外戚的政治争锋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感慨汉元帝“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而汉成帝在母亲王政君的压力下多次企图反抗外戚的压迫，“然终不能夺王氏权”，汉哀帝有着一腔变革的热情，却在重重阻力面前，只能让政令反反复复，难以推行，最终平帝时期政令均出于王莽之手，短短五年之后，王莽篡夺天下，西汉就这样走向了衰亡。
这西汉后期的五十年，看上去充满了遗憾，皇权衰落，政令难以下达，这之中，难道仅仅是因为皇帝的性格因素吗？真的是因为《晋书》中所说的“元成多僻，哀平短祚”吗？
事实上，历史发展到西汉后期，社会上早已是危机四伏，本文，我们就来剥开历史迷雾，层层分解在这一系列历史现象之下的深层原因，解读这一切背后真正的历史根源。

（图为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2. 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2.1. 土地上的人口压力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耕农则是最为核心的生产力，随着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土地改革，实行井田制开始，中国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因此为了提升家族生产力，人们倾向于繁育更多的后代，而与此同时，国家为了生产力、战斗力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历来也鼓励人民多育子孙。
根据《中国人口通史》考证，西汉建立时人口约为1300万，而到了西汉后期，人口已达到五千万，而且仍然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
人口的过量增长让土地承载了更大的压力，加上宣帝朝开始灾害越来越多的发生，严重依赖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阶层在灾害面前直接面临着崩溃与破产，一旦家族拥有的土地所产出的粮食产量无法供养人口众多的家族成员，变卖家财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最终只能走上出卖土地从自耕农变成佃农的不归路，《汉书》记载，汉宣帝时，就已经出现了胶东流民八万余口，盗贼蜂起的状况。

2.2. 频发的自然灾害

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以及西汉较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灾害对于人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灾难。
随着汉宣帝时期全球冰期的到来，气候变冷，自然灾害开始频发，并且展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汉书》记载，元帝即位之初：

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疾尤甚。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齐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复震

黄河的决口加上地震的反复发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空前的灾难下，民怨四起，御史大夫尹忠被迫自杀谢罪，直到汉成帝即位 5 年后，黄河的水患才得以治理，因此汉成帝改年号为河平来彰显国家治理的功绩，但这并不是灾害的结束，几年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减产与大规模的疫病再次袭来，《资治通鉴》记载：

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十几年后，黄河再次泛滥，国内已达到了民不聊生，民怨四起的地步。

3. 灾异频生与谶纬学说

《汉书·谷永传》记载了谷永的一段奏章：

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乘三难之际会，畜众多之灾异，因之以饥馑，接之以不赡。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徵舒、崔杼之乱；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

作为下级官员的谷永，其奏言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了国内的民意，连年的灾害让谶纬学说深入人心，上文中提到的“百六之灾厄”与“三七之厄”就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两种学说。
汉武帝时期，修订了著名的历法《太初历》，结合《易经》，推算出每 4167 年中有九次重大灾害，首次重大灾厄将会发生在太初一百零六年后，而自太初元年至汉成帝时已经过了 92 年，这就意味着，还有 14 年就将面临重大灾厄。
而“三七之厄”指的是每二百一十年会发生巨大的灾害，随之就会发生“更天命”，即改朝换代，而自西汉建立以来，到汉成帝即位时，已经过了 170 年，也就是说还有短短四十年就将发生改朝换代的大事件。
灾害的频发似乎正印证了谶纬中的预言，因此汉朝气数已尽、即将改朝换代的呼声在民间日益高涨。
在王莽意图篡汉自立为帝时，赢得了众多朝臣的支持，这背后正有着由来已久，早已深入人心的谶纬观念起着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最终王莽恰恰选择西汉建立的第 210 年举行禅位的仪式。

4. 皇权的衰落

4.1. 帕金森定律 — 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根源

主页君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讲到，汉武帝在位时就已经深切意识到地方势族势力的强盛对王朝所造成的威胁和隐患，出台盐铁专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措施来打压地方势族的发展。
但最终，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扭转势族抬头的形势，反而让民间资本更多地集中于土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本质上，地方势族做大的根源在于“帕金森定律”，即“金字塔上升现象”：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西汉中后期，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不断膨胀，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致使地方欺瞒中央的现象盛行，贪污成风。
汉宣帝下诏称当时郡国“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元帝时，丞相贡禹上奏称“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哀帝时，鲍宣上奏称郡国守相“贪残成化”，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放散官钱千余万”，从以上种种记载中，足见地方官员贪腐之严重，而这贪污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官商勾结的钱权交易以及对底层人民的额外收租，强加的赋税让人民更加难以承受，极大的增加了农民破产的风险，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土地兼并的发生。

4.2. 中央监察机制 — 刺史制度的沿革

面对这样的形势，西汉中后期进一步推行汉武帝所创立的刺史制度，由各州部刺史监察底层官员，并且将监察范围扩大。
汉元帝时，刺史的监察目标由原来的两千石以上官员扩大到六百石以上，汉成帝时，将刺史改为州牧，进一步增加了刺史的职权范围，从而提升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达到“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
但这改变了汉武帝创立刺史制度“以卑临尊”的初衷，监察机构职权过大反而容易出现监管效能下降，甚至上下级勾结的情况，正是觉察到这个问题，汉哀帝在丞相朱博的建议下重新将州牧改为刺史，但四年后，汉哀帝认为刺史地位低下难以彰显君主对地方的权威，于是再次将刺史改为州牧，顾炎武对此批评道：

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而轻议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具矣

4.3. 宦官、外戚与地方势族的不断做大

在不断膨胀的行政机构、不断下降的行政效率面前，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治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上安插更多自己亲近的势力，这也是西汉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发生的本质原因，也从中造就了西汉后期世家贵戚的繁盛，从宣帝时期的金张许史，到西汉后期王郑傅丁，朝野内外的重臣均出于这些贵族之家，面对贵族林立的朝中政治集团，就连位高权重的丞相也只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皇权再无实际效力。
同时，这些皇权亲近势力正是地方权贵形成的根源，他们或自己成为权贵本身，或与地方势族勾结以图将自身政治势力伸向地方从而让自身根基更为稳固，其结果只能让百姓苦不堪言。
针对地方来说，汉代对地方官员户籍有严格限制：

中央任命之各级监官长吏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等不用本郡人，县令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不用本郡人。惟西汉之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县令丞尉不在此限

这些地方官员到陌生的郡县做官，必然首先要搞清楚“护官符”，了解当地哪几个势族最为强盛，然后与之交好方才能够站稳脚跟。户籍的限制避免了地方亲缘政治的发生，但对官商勾结、势族做大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汉哀帝时，大司空师丹提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资数巨万，而贫弱益困，宜略为限”，就反映了当时地方势族势力的过于强盛，丞相孔光与御史大夫何武随即提出了“限田限婢”的可行方案，即限制国内势族拥有的土地与奴婢数量，得到了汉哀帝的首肯与推行，但在政策实行刚刚收到“田宅奴婢贾为减贱”的效果时，在多方的阻挠下，汉哀帝被迫下诏“且须后”，中止了这项改革的进行，由此可以看出，朝中贵戚与地方势族的势力已经尾大不掉，改革必然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而无法推行下去，皇权衰落至此已完全无力扭转西汉王朝的颠覆。
最终，皇权衰微，国家机器效能极为低下，多个政治势力之间或攀附或斗争，朝廷组织结构错综复杂，地方官员攀附权贵的同时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加上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太多的矛盾早已到达爆发的边缘。
朝野上下迫切期望着通过改朝换代来实现诸多矛盾的缓和，王莽篡汉的群众呼声日益高涨，西汉只能匆匆落幕，走向了他最后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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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资料

东汉·班固 《汉书》。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史》。
吕思勉《秦汉史》。
路遇，腾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严耕望 《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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