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统一的是什么? 矛盾的又是什么?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一经发布似乎被很多人误读为要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但是聪明的人会在这个时候问一个问题:

• 如果要建设统一市场,那么现阶段分裂的或者矛盾的是什么?
• 统一是要在哪些方面统一,如何统一?

如果不结合历史背景来单独看待这一个意见, 或许真的就会捕风捉影而产生误判。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经济学的话题，但是我国学者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更有趣的是西方通常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搬硬套，而国内某些经济学家过分盲目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理念，产生了大量的误读，并且在一次次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间徘徊，如同跳梁小丑。

为了表述清楚这个问题,此文会相对较长，从各种矛盾谈起，再导出统一市场的定义，希望读者能够有足够的耐心看完。

从<论十大关系>谈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 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能看上去这个篇论述年代已经久远了，但是我党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是围绕这这条基线来逐步发展的，无论是后面的分税制，再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供给侧改革，其实这就是统一大市场面临的一些矛盾，而很多矛盾都有相应的历史背景，不是简单的城乡矛盾、也不是简单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有些文章以偏概全，或者过于泛泛而谈。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先从一些最近几年经历过的事情谈起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再后面更加理性的分析经济的构成、矛盾的产生及如何消除：

以共享单车为例谈无序扩张

在最近很多年的无序风投中，很多创投企业的资源里都离不开各种关系，例如属地政府支持、政府投资背书、当然也有一些以互联网大厂投资为背书的企业。而这些因素远超过技术本身，因此国内的创投更多的以商业模式为主，技术创新非常弱，山寨品在各地政府投资拉动的意图下泛滥于市，几年后带来一地鸡毛。

共享单车是伴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特别是从2014年起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而诞生的。在各个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加持下，一窝蜂的出现了近30家创业公司:

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地方的治理法规虽然初衷是好的，便于城市管理，但面对全国性的平台扩张，属地合规的问题会给平台带来大量的负担，这就导致了属地的分裂，从而导致规模经济很难成立，而这些成本最终就转嫁到了平台或者消费者身上。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平台以管理法规为名，行地方保护之实，最终资本被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持下无序的消耗掉，堆积成山的废旧单车和某个永远还不了钱的单车平台。为这一场闹剧画下了一个句号。

而另一方面这些新经济体的监管有涉及到跨部门合作，例如对单车的破坏盗窃等属于公安、对租金的监管属于金融、对于单车停放位置的监管属于城管。部门墙也构成了一个矛盾和监管黑洞，这也是需要统一的地方。还有一方面是地方企业涉及地方政府利益，例如违规补贴等，对于这些没有一个可靠的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使得投资退出和全国性的资源整合相对困难，创投企业退出和市场化的直接融资也相对困难。

而同样的资本无序扩张的故事可以带入到互联网买菜、新能源车、光伏、乃至DPU等集成电路投资各个行业，本质的原因就是在地方保护下的无序低质同质化竞争，而高附加值高科技的竞争在这些无序的背书和割裂的市场保护中丧失了价值。例如前几年帮一些风投审项目，通常一斧头就可以砍到人家失去灵魂：xxx抄你怎么办？xx市场有xx政府保护，你的政企关系如何解决？有政府的补贴和支持么？根本问不到技术壁垒上，市场壁垒就弄死你了。

以上海的疫情为例谈城市化的矛盾

上海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个例，当然前期的麻痹大意疏忽管理是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发展无法快速”静态管理”也是问题，物流最后100米的问题，还有很多官方无法佐证的各种问题。

而本质上的问题是，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国际上超一流的水平，而城市的服务业和公共卫生等资源在疫情下由于管控而抽干流动性后而暴露出来的，这场疫情的控制需要各个部门通力配合，也需要各级政府上下协同，各个业务条线把核酸检测、流调复核、阳性转运、民生保供、社区管理等一系列工作下沉到基层一线的居委会，在有年轻志愿者配合的社区情况相对较好，而人口密集度高的一些新建外环小区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居委会工作人员日常管理能力可能就是管10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如今要管上千上万人其管理能力必然跟不上。各级政府为了压实防控责任，违规加码违规封路，乃至违规封门等情况时有发生，最后100米打通的困难以下面一个图来看就知道了。

从公共卫生资源来看，120救护车不出借AED，哮喘医生无法进入自家的急诊室，还有一些老人生命的终点在等待一纸核酸报告，这些都是城市化建设矛盾带来的代价。其实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一个本质，市内公共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服务业不足，如果疫情爆发到其它任何一个城市同样也有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公卫建设不足是导致无法躺平和共存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服务业，例如从农副产品供应，虽然有大量的外地援助，却无法运抵居民区分发甚至在车里烂掉也无法接收，这些都暴露出了服务业在城市静态管理中缺失带来的巨大问题，和居民生活成本的快速攀升。以至于外汇圈的朋友们半开玩笑的说应该搞一个CNY<–>CNS的汇率，而城市金融逐渐退回到物物交易的模式，甚至有小区开玩笑以可乐作为法定货币。

而互联网技术在疫情期间也几乎完全失效了，很多沟通被迫转移到原有的热线电话的模式，对于现在过分依赖的电商平台，即便是全国调集派送快递资源依然会有严重的问题。服务业是一个小规模化的和定制化的体系，快递员对于地域的熟悉程度甚至远高于平台规划算法的能力。而即便是在平时，由上海统计年鉴测算电商派送的渗透率仅有15%左右，再加上隔离期间的大量恐慌性囤积，进一步加重了对服务业的挤兑。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深圳这样相对年轻的城市，在疫情期间服务业的成熟和政府的管理措施使得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再看方舱建设和跨区协同转运的问题，学校改建方舱紧邻居民区的问题，有些东西Don’t-Ask-Don’t-Tell.要说就是：动用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而这些改个方式就是统一市场，也就是我前几天提到的需要在全市范围了构建更好的流动性, 流动性则必须要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

》疫情下的恐慌是一场流动性管理的失败《

而这些流动性的提供某种程度上还涉及到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关系的问题，“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没有黑白之分，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在疫情期间由于管理压力更需要配合协同，否则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主义，而通常下级政府相对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在疫情期间如何向上汇报向下传达和平级沟通，这些都是存在矛盾的地方，乃至在问责机制下和资源紧张的背景下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小结

如上只是根据最近的一些事实举例说明了一系列矛盾，有乱序投资的、有地方保护的、有股权和技术交易不畅的、有社会服务业资源稀缺的、有公共卫生资源紧张的。当然还有其它一系列矛盾，例如整顿教培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等，也有高房价、城市化进程乃至中央和地方转移支付等宏观矛盾，这一节只是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下一节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走过的路，历史矛盾的产生和化解，以及现阶段积累的矛盾，有必要看清楚这一系列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谈矛盾

我国事权划分具有明显的属地管理特点，通常以行政区划为问责边界，所以从政府治理体制来看, 构成了垂直上有科教文卫工商环保等各个业务条线的管理机构,而横向也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另一方面也就产生了一些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如下论述：

我们国家这样打，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由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得，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接下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地方财政和伴生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承包

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来自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因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的本质是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问题，而与此同时政府搞财政承包。中央和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之初实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伴随着乡镇企业规模的迅速发展，好的方面是使得社会很快整体的走出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人民收入得到了切实的增长进一步也增加了需求带动象征企业进一步发展。地方税收增速也非常高，因此中央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比从1984年的40%降低到25%不到。而这种承包机制使得央地分配比例需要反复的谈判，而另一方面地方博弈中通常又会以”预算外收入“来绕开分成。

分税制改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分税制改革在1994年推行，例如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种，增值税作为共享税种。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而另一方面针对企业所得税是按行政隶属关系上交的，那么也就促进了地方政府针对高利润行业的地方保护，地方性的酒厂烟厂越办越多也是这个机制，直到后期所得税改革才有了一定的改观。

分税制改革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多次全球经融危机的抗风险能力，但也为导致地方减少了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增加地方预算外收入，一方面就是土地财政，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对重资产的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大税基高对GDP拉动明显满足官员考核指标，同时又能吸收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

当然这也带来了另一个矛盾就是重资产行业伴随着加入WTO和全球分工，沿海地区具有更大的优势，地域之间的不平衡被逐渐拉大，从传统的乡镇企业就近加入，到沿海企业而伴随的每年”春运“的人潮流动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也为后来转移支付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也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伴随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地方财政向基建、企业补贴等招商行为倾斜，而对医疗、教育、环保等民生支出的不足，甚至不惜破坏环境而获得财政收入。所以才有后来“科学发展观”中“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来重视民生支出，但事实上中央对这部分支出提供的帮助相对较少，因此民生相关的建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严重不足的，这也为后面教培清理、医保改革等埋下了伏笔。

土地财政

我国的土地制度来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乡建设用地的割裂便是如此。而大量的商业行为本质上都需要土地依赖，互联网本来是一个轻土地依赖的被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寄予厚望，可惜在资本无序的扩张下又把自己玩成了被整顿的典型，这个后面几个小结会谈到。

地方政府通过大量征收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有偿转让构成了土地财政收入，特别是在2008金融危机后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共同刺激下， 以及伴随着城镇化的商品房建设，招商引资的工业园区建设等，使得土地财政成为地方公共预算的主要收入。同时随着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使得土地价格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涌入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使得地区间的不平衡因素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也为内陆省份在土地财政中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风险。

另一方面也命令这用地指标不能跨省流动的问题， 耕地红线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东西，因此各地都有相应的农田而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例如上海无法将自己的农田和西部省市交易，而西部又有大量建设好的产业园荒废。这些也是国家要建设统一市场的初衷。所以在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制度内市场:工业化的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本质上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但是这个市场的体制伴随着国有企业和政府行为和资本主义定义的市场经济又有很多不同。本质来自于是国家主导的市场，还是市场主导的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起点是计划经济，因此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土地、金融、国企），因此不可避免要介入投资。

地方政府不可避免的为了自己的政绩会以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招商引资，而这些行政手段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了重复的投资和重复的建设。政府招商引资补贴又有时效性，使得很多企业不得不采用同质化乃至山寨的方式投产，大量的低效无用的产能就出现了，于是又变成了价格战。大量的产能在国内无法消耗的情况下又对海外输出，因此各种反倾销调查接踵而至，各种贸易冲突乃至贸易战的纷争也以此为根源。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政府产业基金

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初期重规模、重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相对扭曲，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和预算法的实行，地方政府从传统的粗暴补贴变成了相对灵活的产业引导基金。但是也伴随着财政资金地域属性和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同时针对一支私募基金，作为LP之一的政府出资额度一般不会超过20%社会资金的不足也使得产业基金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也是在统一市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资本无序扩张的互联网思维

社会快速的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诞生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补贴扩大产能的竞争主体从地方政府转换到了互联网企业，充分竞争后的垄断行为，例如大数据杀熟等并没有因为新的技术降低消费成本，反而更高。资源紧张时的加价（如：雨天打车）等市场行为让普通群众怨声载道。

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服务业有大量的定制化需求，不一定每个行业都可以互联网赋能，例如餐饮业更多的是以个体业主提供具体服务，平台提供快递的方式获得。而本地生活等平台在疫情期间带来的挤兑影响也可以看到其局限性。灵活用工背后的社保医保等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面对资本的利益诉求，互联网金融和借贷逐渐出现，最终又导致了P2P等巨大的风险。

小结

从八十年代初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到现在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步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矛盾之上的博弈，整个过程中的特点是“重土地”到“重规模，重扩张”到“重投资”，一步步过来导致了地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垂直上人均收入的不平衡。而整个过程中虽然工业化的变革很成功，但”重投资，轻服务“也造成了居民高储蓄和高负债的情况，并伴生了低收入和低消费的特征，下一节将详细阐述居民自身的矛盾。

从个体的视角谈矛盾

国内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产能需要消化，需要内循环和消费来提升，但是居民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并因为债务等原因还有恶化的趋势，这也是一个矛盾。

例如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双职工家庭，可能每月家庭收入5万，按揭3万买房很正常吧，加上二胎等情况日常消费两万，而双方老人的养老医疗，小孩的教育消费等开销被迫让他们轻消费重储蓄，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毕业，收入断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他们完全丧失了腾挪的空间，而过去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房产增值使得他们很多人忘记了工资和收入乃至还会下跌乃至失业的事实。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家庭资产的流动性管理，而对于家庭资产负载表中，负债端很大程度上又和前几十年的不平衡发展有关。大型城市中关于民生的投入常年不足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性问题，教育资源的不足带来了教培行业的高消费，所以才会有相应的整顿，医疗卫生行业的不足使得我们面对疫情只有动态清零一种选择，而服务业的问题更让我们意识到，服务业的缺失会使得生活成本大幅度的提高，上海疫情期间的一些物价水平就是佐证。

一个城市不能只想着引进高层次的人才获得较高的工业附加值和个税收入，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缓冲机制，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的支出，让服务业的从业者能够在大城市落脚，哪怕是一个早点摊，一个快递小哥可能就可以在大城市养活一家人。

整个社会的消费力提升的根源在让更多的低技能者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这些收入的来源更多的要去看服务业。另一方面是降低社会上公共资源花费的焦虑，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完成了这两点才能谈到内循环和大消费。打破户籍制度只是表象，因为对于农村人口城镇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更加本质的是相应的服务业等”人力资本“的积累。

统一市场统一的是什么？

如前所述已经阐述了各种历史等原因带来的社会矛盾，央地矛盾，乃至个体消费端和负债端的矛盾。从根源上表述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统一的便是这些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市场，以下便是带着这些矛盾解读意见原文

立足内需，畅通循环。

• 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前文看到了在疫情期间违规加码和物流成本相对较高的事实，这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的。另一方面来看，农副产品等生产分配流动还是存在一定的效率问题，疫情期间上海的保供也显示出来的这种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同时还提到了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也就是说供给的质量远高于数量，因为本质上是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也是具体细则中提到的建设现代流通网络的原因。

立破并举，完善制度。

• 从制度建设着眼，明确阶段性目标要求，压茬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

本质上是针对地方保护等，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时有发生针对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的矛盾，因此需要全国统一的立法保护，建立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约束不当的补贴竞争行为，因为很多做过2B生意的人都明白招投标过程中那些with-connections的东西,Don’t-Ask-Don’t-Tell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地引领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

这也是针对以往地方政府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的问题，打消这种低质化和同质化的竞争，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系统协同，稳妥推进。

• 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科学把握市场规模、结构、组织、空间、环境和机制建设的步骤与进度，坚持放管结合、放管并重，提升政府监管效能，增强在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市场稳定、经济安全的能力，有序扩大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这一点把政府的位置从制度内市场逐渐抽离成放管结合、放管并重，提升政府监管效能的场景，某种意义上来看是政府正在约束自己的行为提升社会生产的活力，纠正在重投资阶段带来的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

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一方面是前面讲的物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地方资本的属地特性和资本投资的无界性的矛盾需要调和，所以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便是改善这一矛盾的举措。

另一方面是前文中提到的由于重投资轻民生带来的城市化问题，针对公共资源的交易升级，与此同时针对过去几年全球商品经济巨大波动，国内也需要一个统一的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加快推进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建设。某种意义上来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3.0以商品作为货币，建立统一市场对于应对国际竞争也有很大的帮助。

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这里首先提到的是：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城乡和东西部用地指标的矛盾以及个体流动的矛盾，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的问题。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使得政府职能从投资型向服务型(以人为本)转变。

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也是为了解决地方资本的属地特性和资本投资的无界性的矛盾，同时也多了一重含义就是通过统一的监管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这一块具体实施可以看看东数西算等工程，本质上各地政府以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为由构建的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地方保护和低质量竞争，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还有一个目的是打破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垄断，通过国家级的数据中心和算力级相应的科研设备共享降低重复建设的代价。

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这一块主要是谈电力系统的改革，随着新能源车和光伏的发展，组建全国电力交易中心显得非常迫切。

最后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记得2010年就在和某博士研究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所，一晃十年过了，对于环保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它是切切实实由于自然界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污染带来的社会代价越来越大而必不可少的风险规避措施。

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本质上是现在大量的互联网电商产品，产品质量低劣、售后没有保障、消费质量较差而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提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 也就是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围绕住房、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重点民生领域，以此优化个人消费矛盾中的债务端问题，通过服务型政府和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住房、教培、公卫、老幼等民生问题，从而使得居民提高消费率和生育率。

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这是明确政府职责从过渡干预的投资型政府过渡到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同时明确提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指向性非常强。最后还在组织实施保障重提到， 优先推进区域协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不折不扣落实本意见要求形成工作合力打破部门墙，措辞非常严厉，不折不扣落实本意见要求，对本地区本部门是否存在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实际情况开展自查清理。

钱学森之问和内卷的根源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这些也跟统一市场有关，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在跟菜农抢卖菜，国外的互联网企业正在玩各种高科技。造成问题的根源也在此，即便是你看到现在对互联网的整顿带来的寒冬，本质上就是为了打破这样的以资本挟裹的无序低端的竞争。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从前面的历史来看，改革开发这么多年，重心一直都是在重资本、重资产低技能的产业上。当然对于人才的投资一直是忽视的，乃至于社会价值取向来看都是以资本为主，也就是说评价标准相对单一的一切向钱看。这个人牛不牛只要看他是不是能赚钱，或者是不是有个有钱的爹。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最开始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物质需求满足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

而在这种标准体系和社会价值观下，并没有退出机制，内卷也就产生了，这便是背后的社会学问题，或许很多在这次互联网寒冬被卷出去的人直接就是面临退休或者阶层掉落了。

而统一市场的建设本质上是把人放到了更核心的位置，对于企业更愿意去投资人和培养人，也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和统一市场挂钩给人更多的空间和选择，毕竟服务业的特性决定了其定制化和规模化的约束。另一方面统一市场的建设把无序低质量的竞争转化为了更高层次的科技化竞争，使得企业不得不考虑更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去潜心构筑自己的竞争壁垒。

总结

所以总体来看统一市场是在充分分析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和各种社会经济乱象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而且是继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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