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汉中期一改西汉前期的老庄无为之治，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尤其是汉武帝一朝，连年对外征伐，造成数额巨大的军费开支，物资、粮饷耗费严重，延续西汉前期普惠于民的经济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2.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

《汉书》评价武帝“多有创制”，这一点也体现在经济政策上。

2.1. 货币制度改革

汉武帝执政初期，各侯国、郡县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民间造币现象严重，“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大量的私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飙高，达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这对国家财政管理、税收都极为不利，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甫登大位即颁布诏书，统一货币为三铢钱、五铢钱、赤仄钱、白金三等钱，禁止民间私自铸币，规定“盗铸诸金钱，罪该死”，但长期以来民间铸币的兴盛并没有就此消失。
四年后，武帝正式下令，命水衡都尉彻底回收民间钱币，统一铸成“三官钱”，也就是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著名的“五铢钱”，钱上浮雕“五铢”两字用于防伪。

就这样，官方统一的货币制度与复杂的新型铸币工艺让民间不再有私自铸币的现象发生，这标志着中国货币自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期诞生以来，到西汉中期已经形成一套以金、铜为基础的十分成熟的复本位货币制度，这为维持国家经济和物价的稳定、国力的持续增强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2.2. 盐铁专营

西汉前期“让利于民”的思想主要就体现在制盐、炼铁、贩运等与国家民生、军事有着紧密关系的暴利产业，主要以民营为主，官营、国营的比重相对较轻。
《汉书》记载“富商大贾或贮财役贫，转榖百数（指运送商品车队规模宏大），废居居邑（指贮藏的商品可以占满都城），封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偌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样暴利行业的民营已经造成了国内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形势，而另一方面，汉武帝时期连年的对外征战致使国力空虚，这些民营暴利行业自然就成为了国家眼中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于是在孔仅、桑弘羊等人的倡导下，武帝下诏颁布“总一盐铁令”，命大司农颜异总管，各郡县设盐铁丞将盐铁收归国有，禁止民营。
《汉书》记载，盐铁专卖实施初期，由于暴利行业的突然国有化，各级官员与商人相互勾结以牟取私利，出现“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的局面，这也是不到十年之间，大司农换任多达六人的原因，直到出生于商人世家的桑弘羊担任大司农，全国局势才稳定下来，桑弘羊则在这一任上主管财政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桑弘羊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武帝五位顾命大臣之一，他出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洛阳，少年入宫成为侍中伴随武帝左右，任大司农期间，提出并实施均输、平准政策，对汉代乃至后世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方向。

2.3. 均输与平准制度

上文提到了均输与平准制度，这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大创制，那么什么是均输、平准呢？
所谓的均输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掌管全国的运输事业，《盐铁论》中描述“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日均输”，而平准法则是由国家出资进行低买高卖从而实现平抑物价的效果，平准与均输的紧密结合让国家可以准确的将商品从低价地区购买、转运到高价地区出售。
显然，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弥补国家常年对外征战造成的国库空虚，而同时，《汉书》记载，这一时期“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商品经济在上流社会的发展十分繁荣，商人们“积贮倍息”，“以利相倾”，“乘上所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甚至出现“封君皆低首仰给”的现象，商人们屯良居奇，致使物价上涨，粮价波动，均输平准政策的实施恰恰对平抑物价、缓和国内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达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但均输、平准作为一项从牟取经济利益出发的政策，本质上是在与民争利，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打击地方商业经营，是一项经济上的集权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也无法避免官商勾结压榨百姓的情况出现，《盐铁论》中说“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

2.4. 算缗与告缗

2018年10月7日，微博“小崔读书会”发了一条微博“网友们喊我去领赏钱，汉朝给四亿，而今给十万，我一点心情没有……”，这里提到的“汉朝给四亿”指的就是汉武帝时期颁布的告缗令“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也就是说，举报商人偷缴财产税可以获得其偷缴税款的一半作为奖励。
而商人需要缴纳的财产税是极为繁重的，这就是所谓的“算缗”，汉武帝规定120文钱为一算，手工业者资产每4000文收一算，商人每2000文收一算，家有一车收一算，商人每一车收两算，汉武帝颁布算缗令后要求全国商人自报财产，主动缴税，然而应者寥寥，于是告缗令就这样诞生了。
《汉书·食货志》记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巨额的财产税加上部分不实的诬告以及酷吏杜周的残酷手段，商业发展被严重打击，堪称商人们的灾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人不得不放弃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将目光转向土地，大量资产的注入导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底层人民的生活更加难以维系。
算缗与告缗令的实行，将民间几代人累积的财富一夜之间收归国有，导致市场萎缩，商业萧条，国富民弱，国内矛盾日益激化。

3. 赋税与人民生活水平

汉武帝时期，田租仍然保持着文景之治时定下的三十税一标准，但“人头税”大为增加：

• 向未成年人加收的口赋，从原来的7岁开始征收调整至3岁开始征收，并额外附加三钱，以供军马粮刍的用费，故称作“马口钱”
• 向成年人加收的算赋则从原有的40钱提高到120钱
  那么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呢？这样的赋税对于人民负担如何呢？

3.1. 南方地区

按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南方地区通过“火耕水蓐”的较为原始的方式耕作水稻。
《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记载，郑里25户，105人，田617亩，人均耕地9亩，这与《淮南子·主术训》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率岁之收，不过四石”，而一石约为120斤，五口之家如果有两到三人全力耕耘，年收1000斤左右粮食虽然养活一户人家比较宽裕，但除去赋税和其他消费，实在难以有任何盈余，而这还是中田之获，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3.2. 关中地区

《史记》记载，战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汉文帝时，晁错上奏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两处记载中与上文《淮南子》中记载的亩制显然是不同的，商鞅变法将原本“百步为亩”的亩制改为“二百四十步为畛”的新亩制，而事实上，两种亩制一直同时被使用着，直到汉武帝下诏统一国内亩制为“二百四十步为畛”的大亩制，李悝与晁错所说的都是百步为亩的小亩制，因此，这里的百亩合上面大亩17.36亩，每人耕作8.68大亩，与南方地区每人能够耕作不足十亩的记载吻合。
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禁止土地兼并，同时命“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推广新型耕犁与耕地方法 — “代田法”与“二牛抬杆法”，垦田效率大幅提升，《崔寔·政论》中记载“用二牛三人，日耕二十亩”，年家庭粮食产量可以提升10％到20％，但是当时牛价之高是普通农民不能承受的，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汉简》中记载一头牛值60石谷，两头牛就是一个五口中等农民家庭接近两年的纯收入，而牛的平均寿命只有十到二十年，这实在是难以承受的一笔支出。
从上面的分析足以见得，汉武帝时期赋税的增加让本就生活艰辛的人民更加不堪重负，而汉武帝之后，迎来了昭宣中兴，汉昭帝时期在霍光的主持下实行“问民情、免田租”的恤民政策，汉宣帝继位后，更是出台奖励垦荒、提倡节俭、劝民农桑、开放国有土地免费供百姓耕作等一系列政策，人民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书》记载“岁数丰穰，郡中皆有蓄积，诉讼止息”。

4. 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作为西汉中期最大的经济事件，千百年来有着多角度的解读，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以其中的诸多观点来讽喻时政。
汉武帝去世之后，对于汉武帝生前所采取的路线，朝中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以霍光为首的政治集团主张彻底推翻武帝时的路线和政策，转向西汉初期以礼化育、德治天下、休养生息的政治路线，这与桑弘羊主张的通过国家手段调控经济的主张发生剧烈冲突，于是两大针锋相对的政治集团在长达五年的盐铁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
《盐铁论》中记载了整个会议的全部过程，反对武帝时期政策的贤良文学们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开放盐铁经营、让利于民，反对对匈奴用兵，以德化民，减轻刑法，可以看到这些观点大多仅出自儒家思想的体现，仅仅阐述了“应该”与“不应该”而没有从国家角度出发提出这些观点的必要性，所引用的论据也无非是上述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和弊端，实在无法与桑弘羊据理力争、振聋发聩的三问相争锋：

1. 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来？
2. 国家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3. 如何打击限制地方势力做大？
   这三个问题在数千年历史上始终困扰着统治者，汉武帝与桑弘羊的做法也为后世执政者提供了与民争利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
   最终，会议以大部分经济政策仍然沿用武帝时期的官营思想而告终，然而，霍光却在整个会议进程中积蓄了广泛的舆论支持，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上官桀、桑弘羊因为参与叛乱被诛灭，霍光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权臣生涯。

4.1. 桑弘羊的政治主张与轻重论

事实上，早在春秋初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轻重理论”，《管子》中记载管仲说“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 ，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可得而平也”，意即人民会廉价出售有所剩余的商品，而同时会高价买入缺乏的商品，国家在其中低买高卖，可以获取到十倍之利又能平衡物价，这正是桑弘羊平准思想的来源，在《盐铁论》中，桑弘羊对管仲的思想也做出了肯定“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先生也对这一思想进行过高度评价“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而盐铁专卖的政策思想同样来源于管子，管仲提倡“赋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意即让人民只感觉到国家的给予而感觉不到国家的夺取，因此他主张寓税于价、寓税于利，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只能将大宗贸易垄断在自己手中，才能通过经营与收入获取相当于赋税的财政收入，这同样也是中国数千年隐蔽征税的理论源头。

5. 重农抑商的历史背景

春秋初期，工商业初步萌芽，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管仲是十分重视商业发展的，他提出“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逸周书》中也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阐述了工商业与农业同等地位的重要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上贫富不均的问题日益凸显，从春秋时期到西汉中期，是否应该抑制商业发展不断引起着政治家们的争论。
《礼记》中记载“命士以上不入市”可谓是最早的轻商抑商思想的体现了，而同时，孔子“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利”，孟子“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矣”的思想奠定了轻视商业重视农业的基调。
到了战国后期，商鞅变法，鼓励耕织，限制工商业发展，提出“农本商末”的思想主张，最早将重农抑商的思想作为国策和法规推行，由于商业活动受限，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这让人口更为稳定，也为战时快速动员、组建大规模军队消除了障碍，同时也让农业不受阻碍的大力发展，《史记》记载“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汉代开国之后，依然承袭秦代农本商末的思想，轻视和抑制商业的发展，《史记·平淮书》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可以看到商人已经从法律上成为了社会的底层，子孙均不能进入仕途。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对财富的重视让重商的思想得到再一次复兴，但很快到了西汉中后期以后，尤其是随着西汉后期儒家思想被树立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理念，重农抑商的思想根基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了。

6. 总结

西汉中期是西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性的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历史舞台，一展其广阔的政治视野与超凡手段，对国家各项方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毫不夸张的说，西汉中期的经济制度就是汉武帝的经济制度，虽然汉武帝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备受争议，以至于汉武帝甫一逝世，在汉昭帝时期就对汉武帝生前的经济路线问题召开了长达五年的盐铁会议，甚至直到汉宣帝时石渠阁会议之前，国内爆发出以霍光为首的全面否定汉武帝政治经济路线的主张，但放眼整个西汉中期乃至其后百年，经济政策仍然是沿用汉武帝时的经济政策。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如何来评级汉武帝呢？
汉武帝一生，对外征战，拓展国土254万平方公里，战争的消耗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统一运营大宗商品贸易，对于战争所需的及时供给有着其必要与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本着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增加赋税、通过政府经营寓税于价，对本已十分艰难的人民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寓税于价的经济政策，让税收隐蔽不透明化，流毒于后世。
另一方面，汉武帝通过多种手段并行打压日益壮大的势族集团，虽然缓和了国内矛盾，对于稳定物价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国内经济萧条、大量资本注入土地、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让刚刚恢复生机的国内市场迅速萎缩，最终受害的还是底层的劳苦农民，这也是荀悦在《汉纪》中评价汉武帝“恢万世业，内脩文学，外曜武威”的同时评价他“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的原因，一句“发其始不克其终”可谓是非常贴切的评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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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资料

西汉·司马迁《史记》。
西汉·桓宽《盐铁论》。
西汉·刘安《淮南子》。
东汉·班固《汉书》。
东汉·荀悦《汉纪》。
钱穆《中国经济史》。
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史》。

安作璋 《秦汉史研究文集》。
金陵芝《汉武帝均输与平准的经济效果与现代启示》。
孙冕《“轻重论”与桑弘羊的理财活动》。
朱香《汉代桑弘羊“重商”理财策略及其作用》。
魏忠《浅论桑弘羊与柯尔培尔的重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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