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大战白居易元稹

唐诗为镜照汗青

第二十五章（下）

垂死病中惊坐起  我词多是寄君诗

白居易作为文坛泰斗，写墓志铭的市场价格非常高。元稹家人请白居易写墓志铭，他自然是义不容辞。元家事后送给他的润笔费是包括车马、绫帛、银鞍、玉带等在内价值约七十万钱的财物，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俸禄，在历史上也是很惊人的记录。白居易几次三番推辞不掉，最后只能收下，转手又全部捐给了香山寺替元稹“做功德”。这篇白居易为元稹所写的墓志铭如今很难找到了，但元稹自己倒是为另一位大有名气的人物写过一篇大有名气的墓志铭，结果引起了一场热闹而影响深远的笔墨官司，这就是他为杜甫写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扬杜抑李

杜甫在湖南去世后，其子杜宗武因为家贫而无力按照父亲的遗愿将骸骨迁回洛阳安葬。四十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依然穷困潦倒，但为了将祖父的灵柩送回洛阳，千里扶柩一路乞讨回乡。杜嗣业在路上遇到了元稹，便请他为杜甫写一篇墓志铭，润笔费自然是没有的，元稹慨然应允。此前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道路阻隔，杜甫后期的精华诗作未能广泛传播，而且当时的流行风气对于杜诗那样沉郁大雅的作品也缺少重视，所以时人虽然已经认为“李杜”是第一流的诗人，但并没有给予杜甫与他成就相当的“超一流”评价。

为了写好这篇免费的墓志铭，敬业的元稹仔细阅读了杜嗣业提供的杜甫诗集，惊讶地发现杜工部后期的作品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到了最高峰，而现实主义正是自己所推崇的风格，这下他算是找到了一面旗帜。于是元稹在墓志铭里感叹“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给予了杜甫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杜工部的“诗圣”地位便是由元稹奠基。杜甫虽然描述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一点上他是贾岛的祖师），而伤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但元稹的理解和推崇使得他所有的辛苦在身后都慢慢得到了欣赏和认可。

墓志铭一般都会为逝者戴高帽子，要么是因为拿了人家的润笔费，要么是因为想着“人死为大”多说点儿好话。元稹对杜甫的推崇，既不是拿人手短，也不是浮夸溢美，本来是一篇中肯的好文章。可惜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捧一个人的时候，去踩了另一个人作为对比。写完上面那段赞美杜甫的话以后，元稹接着写道：“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看得我张口结舌：这个，这个，虽然杜甫确实超凡入圣，但总不能说李白连杜甫的边都摸不着吧？

元稹

如果元稹踩了李白这个事情还不算大的话，他的死党白居易可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两年后给元稹寄了一封信《与元九书》，其中写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大致翻译一下：世人都说李杜作诗确实算拽了。李白够才！够奇！这方面别人望尘莫及。但论到用《诗经》那种高雅的比兴手法，十首里面连一首都没有（所以在李白不如杜甫这一点上我赞同你）。杜甫写的诗最多，流传下来的就有上千首，在题材贯穿古今、格律尽善尽美方面，比李白还强些。但是其中类似“三吏三别”这种现实主义的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切中时弊的佳句，仅占他作品里的三四成而已（他的另外六七成作品不过尔耳）。杜甫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还不如他的诗人？诗道这样崩坏，连李、杜这样的前辈高人都指望不上了，还是等着痛心疾首的本人来不自量力地扶大厦之将倾吧！

如果我们总结白居易的心路历程，会发觉他从青年时起就仰慕李白的才华，比如他凭吊李白墓时曾写道“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刻，白居易越来越推崇诗歌讽世的现实功能，并且认为：虽然李白才华横溢，但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犯了路线错误，只有回到《诗经》的现实主义风格才是正道；杜甫算是花了一小部分精力走在正道上，大部分诗歌还是不靠谱。其实白居易并非责人严、待己宽，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以《长恨歌》为代表的靡靡之音也不满意，说如果将来有人替自己出诗集的话，要将所有于世道人心无补的诗歌统统删去，因为没有保留的价值。

白居易

李杜文章

白居易的出发点是好的，有时绮丽到让读者不知所谓的齐梁文风确实是价值不高。但矫枉不可过正，白居易想把李白为首的浪漫主义诗歌整个门派一锅端掉，那就会出问题。假如他真的成功，后面也没有李贺、李商隐什么事了。至于这种私人信件最后怎么弄得像公开信一样人尽皆知，我也没明白。总之这两人算是联起手来把事情彻底搞大了，而且引起了很多人跟风共鸣。这下有另一位诗文领袖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为李、杜奋起反击，这位大佬便是韩愈。

韩愈对元稹和白居易低看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观点非常不满，也不认为杜甫的大部分诗歌是不务正业，打算写首诗调笑一番。但因为元白二人的文坛地位和官场地位都与自己不相上下，而且人家踩的是作古之人，韩愈就算再想打抱不平也得注意礼貌，为了替死人出气直接攻击活人总是不太好。他一番盘算，如果调侃元、白比较过分，那就调侃这方面和他们观点差不多的张籍吧。自己对张籍亦师亦友，又有提携之恩，料得张籍不会生气。于是在白居易写出《与元九书》的一年之内，韩愈就发表了一首长诗《调张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

题目虽然是调侃张籍，目的明显是调侃元、白，这一招唤作“隔山打牛”。韩愈热情赞美了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对李、杜不以为然的人则被辛辣地调侃。韩愈在贾岛“推敲”故事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位谦谦君子，不料冷嘲热讽起来也是力量十足。张籍读了此诗，可能觉得韩愈说得大有道理，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干脆烧了一部杜诗，将纸灰拌上蜂蜜后储存在罐子里，每日坚持服用，写诗功力突飞猛进。

韩愈

韩愈只比白居易大四岁，年龄差不多；两人都是二十几岁就考中进士，学历差不多；两人都是部级/副部级干部，官位差不多；两人都关心现实、革新诗文，文学理念差不多；韩愈和裴度、张籍、刘禹锡都很熟，白居易和这几位也都很熟，他们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共同熟人，混的圈子差不多。但令人奇怪的是，韩愈和白居易的交往却稀疏冷淡，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能猜测也许与这一轮争论有关。

这场轰轰烈烈的笔墨官司，韩愈通过历史的长河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时至今日，如果论到历代诗人的排名，诗仙、诗圣始终是绝大多数人提起的前两位，可见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认识，韩愈的眼光超越了白居易、元稹和同时代的人。元、白推崇以《诗经》为首的现实主义风格，但诗人千人千面，诗歌也应百花齐放，不能说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就不符合所谓的“诗道”，更不应对杜甫没有每首诗都忧国忧民一番而求全责备。

元稹对知交白居易掏心掏肺，但对待一般人的气量则不见得很大，比如传说他和“诗鬼”李贺之间关系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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